sxg [⑩] [法]邦雅曼•贡斯当著：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》，第49页。
第四层是对此章的怀疑，康有为尽管用圣人遍开万法，不能执一语以疑之来为孔子辩护，但显然已经对此章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，因此将其归为刘歆伪作。另外，笔者要补充的一点是，《盛世危言》最早刊刻于1894年春，而《教养》篇在该版本中就已经出现。
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观点，严复又围绕道德、宗教和法律三者一一进行了详细说明。该评论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建立起了民可使由之章与宗教的关联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，开民智的主张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。比更不得引以为宗教亦神之作用语之解释。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前面提到的《孔子讼冤》来看。
何以明之？盖社会之有宗教，即缘世间有物，必非智虑所得通，故夫天演日进无疆，生人智虑所通，其范围诚以日广，即以日广之故，而悟所不可知者之弥多，是以西哲尝云：宗教起点，即在科学尽处。14 怀疑子和尊圣子的设定显然出自梁启超的精心安排。这一时期的儒学有必要以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解释，儒学在当代的转型重建或许可以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。
[①] 黄玉顺：《儒学的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——儒学三期新论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8年第1期。[41] [明]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版，第7页。这也是为何现代新儒家为何以内圣迟迟开不出新外王，返本却未能开新的原因所在。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惊惧之。
[24] [宋]朱熹：《朱子全书》（第14册）《朱子语类》卷5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版，225页。[39] [清]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何文光整理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版，1页。
但传统儒学的理论形态在宋明时期达到高峰后，已鲜见创新，这提醒我们传统儒学的理论更新还是基于同一个思维模式内的变化，而这套思维模式历经2000多年的挖掘，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，无法适应新的历史要求了，当今儒学要提出新的理论形态则需要有更彻底的改变。简单说，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，是非只是个好恶（《传习录下》）[32]。尽管如此，理学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，天理作为先验本体，贯穿始终，即使对天理的彻悟需要通过格物穷理来实现，但也是知者吾之固有，然不致辞则不能得之，而致知必有道，故曰致知在格物。这也是程朱理学在思想观念上的突出特点，也由此将人的存在安置在一个秩序森严的理世界中，唯理是从，以社会价值和道德理性笼罩一切，压制扭曲了人的本真情感和欲望，以至被明清儒者斥为以理杀人。
这个知行过程就是致良知，即只要按良知行事就能实现心与理的合一。二、帝国儒学的兴盛——宋明新儒学：理学与心学 宋明新儒学的诞生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：宋王朝需要加强中央集权，重建统治权威和伦理生活秩序，宋明儒学家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时代课题，他们同样从形而上的宇宙本体（天道）下贯到人性论（人道），最终落实到政治伦理层面，突出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。一方面，儒学的思想观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，理论建构日渐精熟，给当今儒学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。其间，一方面，儒学的思想观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，理论建构日渐精熟，给当今儒学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。
[③]《礼记·大学》：原文：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（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[12]）而作为人之五德（仁义礼智信）是与五行相比附的结果，因此，纲常伦理、道德规范均源于天，是不容质疑、永恒不变的。
[⑤] 在此背景下，汉代儒学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：一是经学盛行。而在形而上学的层面，他们仍然恪守传统儒学、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观念。
到宋明儒学通过理心性等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倾向的形上本体，构建了更加精巧严密而周延的理论体系，达到了思辨儒学的高峰，明清时期也未能出其右。参见黄玉顺：《儒学的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——儒学三期新论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8年第1期。基于这样的思考，这里采纳黄玉顺教授的儒学历史分期的观点，将儒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，即：有本有源的原创时期。此时，汉代已经定型的儒学理论，发生了转向：儒者不再依据具体天象和三纲五常的伦理制度来解释世界，而是转向了玄虚的道和无，形成了以道家的虚无为本，以道释儒，以儒援道的思想体系。[44] 因此理论形态再变化也是那种存在者化的本-末、体-用的形而上学构造，因而在本质上是与所谓第二期儒学、即帝国时代的宋明理学同质的东西。一、帝国儒学的转进——前宋明儒学：经学与玄学 （一）两汉经学——神学形而上学 秦汉一统，社会生活随之巨变，统治者亟需与大一统帝国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。
[④] 此处对儒学的分期是采用黄玉顺教授的观点。[④] 其中，在形而上学时期，儒学贯穿了自汉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，由先秦的王道儒学变而为帝国儒学，历经数代，理论迭出：由前宋明（转进期）的经学与玄学发展到宋明（兴盛期）的理学与心学，而后随帝制的没落而进入固滞期，以朴学为最后的理论形态而终结。
可以说，儒学的理论形态无所谓纯粹，而只有常新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儒学在帝制时代一直是思想主流。但也不乏一些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思想资源，如：魏晋时期，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由精神的张扬。
（《答何叔京二十九》）[23] 心有体用，未发之前是心之体，已发之际乃心之用。在理论构建上，它通过吸收消化佛老，理论极具思辨性，体系精巧而严密，克服了汉代儒学的粗疏和牵强，构建起囊括一切理论体系，这是同样具有超高思辨性但内容单薄的魏晋玄学所无法企及的。
心首先是指本体的良心，即心之体，它尚无善恶分别，是无善无恶纯然至善的天理，是形而上的本体。[28] [宋]陆九渊：《陆九渊集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5页。从思想观念上看，明清之际的儒者已经对帝国统治及其伦理纲常有强烈的批判意识。自此以后，孔子而变为神，儒家变而为儒教。
但另一方面，由于逐渐遮蔽了本源生活的思想视域，其思维模式大都属于形而上学，未必适应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当代社会生活。总体而言，帝制时代的儒学理论都是为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的伦理等级秩序提供依据，其内容观念基本上是前现代的，特别是强调社会等级的纲常礼法观念，极大的束缚了人的自由、扭曲了人的情感，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精神相背离。
（同上）一手促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。[14] 李泽厚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20页。
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（阮元校刻）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1673页。[⑦] 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32页。
认为不论心学还是理学都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。而心的末用，是情，可善可恶，容易受到物欲的引诱或牵累，如果不加控制，情欲横流就会导致恶行。（原载于《当代儒学》第七辑，2015年5月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第67-83页） [摘 要]:为在当今时代复兴儒学，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学史。[19] [宋]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版，247页。
（一）程朱理学——以理为本的形而上学 程朱理学是以理性抽象的天理为本体，取代了汉代人格化的天和魏晋以无或有为本的自然之道，将天—命—性—心统统贯穿起来，而构建起的一个精巧而庞大的理论体系，通过万物存在依据和法则（必然性）推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，将‘应当（人世伦常）=必然（宇宙规律）[15]，其逻辑是在天为命，在义为理，在人为性，主于身为心，其实一也（《遗书》卷18）[16]。心居于身，是身之主宰。
宋明儒学最主要的理论形态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，以下分别简述之。[⑤] 冯友兰：《冯友兰文集》第2卷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（上），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页。
[⑧] 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版，319页。[40] [清]戴震：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何文光整理，中华书局，1961年版，41页。
